乡村教师、工厂女工、志愿者、公益组织发起人，齐丽霞从河南乡土出发，南下北上，漂泊北京，不为赚钱，只为一份执着，一份公益的梦想。
2009年，37岁的齐丽霞发起创建了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，一个致力于为打工妹服务的公益机构，希望通过文艺让世界听到打工姐妹的声音，希望所有打工妹像“木兰”一般，美丽而富有生命力地活着。
京华时报记者李晋
“异类”教师离职南下寻梦
齐丽霞，一个普通的女孩，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在一所乡村中学教历史课。本想踏踏实实教书干出一番天地，却发现在乡村的教师群体中，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很容易就成了“异类”。
一次，一位老师没来上课，学生请齐丽霞去代课，认真的齐丽霞觉得自己没有备课，无法上课。同学们听到“备课”二字后感到新鲜，“这还要备课？老师不都是随便讲吗？”
齐丽霞很意外，在跟其他老师聊天后，才发现这里的老师从来不备课。看到齐丽霞的认真样儿，很多老师反而在背后嘲讽排挤她。死水一样的生活让齐丽霞陷入纠结。
“如果认真，就会遭到别人的嫉妒，很不舒服，如果不认真，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和学生。”
那时，打工女青年安子的《青春驿站——深圳打工妹写真》一书风靡全国，安子曾这样描述：“深圳是所有都市寻梦人的乐园。梦在苦干中，梦在勇气里，梦在奋斗者的心怀，梦掌握在开拓者的手里……”
这句话犹如魔咒一般，让齐丽霞成为了众多“寻梦人”的一员。
更疯狂的是，齐丽霞像体验生活般，决定从最底层干起。“做几个月普工后，去竞聘基层管理人员，再往中层走。”
2002年，齐丽霞把大专和高中的文凭锁在家里，仅拿着初中毕业证来到广东一家箱包厂。
在工厂维权普法依然“异类”
没有合同、不问工资、加班如家常便饭……
齐丽霞开始了全年无休的普工生活：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，最长曾连续加班24小时，只有发薪日不加班，就算是休假了。
在齐丽霞看来，身体上的劳累是一种磨炼，但精神上的折磨却毫无准备。
作为新人，被欺负是常事。一次进宿舍，齐丽霞关门声音大了点，同宿舍的其他女工破口大骂，骂得很难听，齐丽霞气得哭了几个晚上。慢慢地，她开始习惯这样的生活，“她们欺负新人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”，但齐丽霞不理解的是，“都是打工姐妹，为什么还要彼此欺负呢”。于是，齐丽霞用照顾新人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她人，没过多久，整个宿舍的氛围改变了。
让齐丽霞痛心的是，尽管她能改善打工姐妹的关系，却无法改变不公的现状。
一个18岁的女工在作业时被机器轧断了四根手指，老板却一分钱不赔；一个工友被轧断三根手指，老板不但歪曲事实，规避责任，还大方地说不用工人赔机器了，工人竟然感激万分。
恰巧那时，南方一家公益组织每天开车到厂区做法律、健康方面的宣传。齐丽霞上车后，正赶上一场文学小组的活动，喜欢得不得了，慢慢地，她开始做起了志愿者，并给小组投稿。
也就在那时，齐丽霞第一次接触到劳动法，才发现工厂里存在那么多违法的事情。她开始在姐妹中宣传，并鼓励大家共同抗争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
打工妹的悲惨世界催生“木兰”
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帮助这个群体，齐丽霞辞掉工作，加入这家公益组织，跟着宣传车开始走南闯北地宣传项目。
有一次，项目宣传完已是晚上10点多，一个女孩远远地站着不肯离去，齐丽霞上前询问时，女孩突然哭了，她说自己怀孕了，男朋友却消失了，希望齐丽霞能陪她去做流产。齐丽霞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，犹豫再三，她还是陪女孩去了医院。
令她没想到的是，怀孕流产在打工姐妹群体中非常普遍。
在相隔不远的工厂里，一个女孩在厕所生下孩子后，用袋子扔下了6楼，被一早点摊主发现报了警，警察询问其他工人时，他们均表示未发觉女孩怀孕了。
“难以想象这个女孩子该如何面对未来。”这件事对齐丽霞震撼极大，她很清楚打工女情感上有很大需求，她们无处诉说，这让齐丽霞开始关注女工这个群体。
她开办了姐妹小组，专门给打工姐妹讲解情感等方面的知识和表达误区。“我似乎看到了方向，不再像以前，一个人做一点改变一点，而是能有一群人在做，去影响更多的人……”
2008年，齐丽霞到北京游玩，发现这里让人揪心的事情也有很多，而很多问题需要打工姐妹们共同面对，比如性别不平等、升迁机会少、工资低、生活压力大、孩子的问题等等。
齐丽霞决定不走了，她要把姐妹们团结起来，成立一个专为打工姐妹服务的组织。
为找到一个交通便利、打工群体聚集的地方，她和她的朋友开始满北京城地跑，经常是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村庄打工者多，就中途下车。最后，在昌平的东三旗扎下了根。
2009年的冬天，几个朋友凑了几万块钱，又从别的公益组织搬来闲置桌椅，“木兰社区活动中心”正式成立了。
“一方面，打工姐妹们背井离乡，在城市里拼搏，寻找积极的生活，这是一种木兰精神；另一方面，木兰又是一种鲜艳而富有生命力的花，这些都很符合打工姐妹的形象。”齐丽霞解释着名字的由来，她希望姐妹们能像木兰一样，顽强地生活。
“馒头餐、打地铺”招待客人
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成立后，齐丽霞想知道机构到底能为打工妹做些什么。
于是，开展了一场对社区打工姐妹的基础调查，“有没有朋友”、“业余时间做什么”、“有困难找谁诉说”、“有什么需求”等，而调查显示，他们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睡觉，有困难也只是给家人打个电话，不过最担心的却是孩子的需求。
这个冬天，齐丽霞和同事们只做了一件事——为周边的孩子举办了一个冬令营。
起初，很多人并不信任“木兰”，以为是传销的骗子，不敢带孩子来参加，有的家长甚至称其为“拐卖儿童活动中心”。直到齐丽霞邀请家长一起随行参加孩子们的演出后，这些家长才放心多了。
冬令营也因此成了“木兰”的固定项目，还成立了儿童活动中心。
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“木兰”，越来越多的人来到“木兰”倾诉。
一个打工妹找到“木兰”，说想自杀，这让齐丽霞吓了一跳。在稳定她的情绪之后，齐丽霞详细询问了情况。这个打工女有两个儿子，在北京还买了房子，生活很好，却不自信，总认为这一切与自己无关，而且教育不好孩子，孩子一不听话，就动手打。
这让“木兰”专门办起了家庭教育讲堂，告诉家长如何与孩子沟通。没过多久，家长慢慢学会了一些教育方法来和孩子们沟通。
此外，“木兰”还专门开班给打工姐妹讲解法律权益、法律文书的写作等，让她们提高维权意识，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。
2010年春节后，齐丽霞还筹建了木兰文艺队、兴趣课堂、图书室等，这极大丰富了参与者的交际和知识面，而且很快申请到了一笔项目资助。但没想到，半年后该基金会缩小资助范围，机构顿时陷入困境。
齐丽霞和伙伴们只得多方筹措维持运转，为节省开支，机构先从东三旗搬到芦家村，又搬到了更远的东各庄村，并和多家高校联系，开办社区二手店，募集二手衣物，售卖给社区的打工者。
机构发不出工资，大家就吃咸菜馒头，来了客人也是如此，木兰的馒头大餐一度名扬。没地方睡就在活动室打地铺，后来有人捐了一批桌子，女孩子们就“荣幸”地睡在桌子上了，“我们就称这是我们的贵宾床、贵宾房”。就这样，齐丽霞和伙伴们一路笑着走了过来。
不靠苦难怜悯吸引资金
即便如此困难，齐丽霞仍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不为资金而改变项目。
齐丽霞说，曾有两个资助者表示愿意给他们捐赠资金，但要求他们设计一些更打动人的项目，比如找个贫困穷苦的打工妹，通过她的故事来展示这个群体的困难等等，被齐丽霞一口回绝了。“木兰从不靠苦难、怜悯来吸引资金，也绝不会拿姐妹们的悲苦来做文章。”
直到现在，无论是针对打工姐妹还是儿童的服务项目，“木兰”没有收过打工者一分钱，只靠二手店和部分项目维持运营。
“但这些远远不够。”齐丽霞说，目前，在东各庄村的房租加上水电等其他开支，一年要8万元钱，包括5名专职人员的工资，尽管每人都不超过2000元，也要支付近1万元，而工商注册的“木兰社区活动中心”还要缴纳一部分税费。
日子虽然艰难，但由打工姐妹组成的木兰文艺队始终在坚持排练，两年来，在社区、工地、高校甚至联合国妇女大会上，都留下了她们的歌声和舞蹈，让更多人了解到草根边缘女性对梦想的渴望。
而“木兰”的法律讲座、家长课堂、兴趣小组、倾诉热线、儿童活动中心等项目惠及了几百个孩子和上千名女工。
越来越多的打工姐妹变得自信独立，齐丽霞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和责任，她不敢停下来。面对“木兰”的发展，她一方面继续寻求基金会的资助，并向基金会申请项目合作，另一方面，逐渐尝试做社会企业，自我造血。“这样机构才能长期发展并持续下去。”
但困扰齐丽霞的是，持续不断的“拆迁”传闻。
齐丽霞坦言，社区工作不是短时间一蹴而就的，要改变社区关系，增加居民信任度，才有可能改善家庭关系、教育观念等。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。
“往往你刚看见人际关系开始改善了，大家互相帮助了，但是这一走一拆迁，所有的成绩立刻清零，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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